每天地铁上班的时候，都能在安检台前听到一句话，大意是说地铁安检采用的是「非配合式体温检测，无需接触。」我趁着背包过安检的时候，站在后面看了看电脑屏幕，一套简单的流程，先识别移动的人，然后识别到额头，在额头上标识一个红绿变色的小三角，三角越红表示温度越高，连接屏幕的是一台电脑，上面装着一个小软件，地铁工作人员设置的报警温度为 37.3℃。

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那句「非配合式」。通常，配合才是好的，非配合莫名有种抵抗的感觉。在这样的特殊时期，不接触总要好过接触，可检测体温确实一种「不配合」的检测办法，不知当初设计这句广播的人是处于怎样语境考虑。

去年读了一本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，关于萨特和波伏娃的八卦杂谈，顺便聊了聊存在主义。萨特和波伏娃最引人关注的八卦，就是他们放弃了法律上对婚姻的约束，采用一种合约方式延伸两个人的感情生活，每两年他们会讨论一次是否要继续这样的生活，中间也有诸多嫉妒、怀疑，但直到萨特去世都没有分开，一起携手几十年。

萨特自己的书中有句名言，存在就是虚无。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两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自由选择和积极主义。

虚无和自由、积极之间的感觉，总让我觉得像是地铁里的体温检测和广播。但理解了虚无的意义，就很容易理解自由从何而来。一个最好的例子，是萨特在他每日都要去的花神咖啡馆里看着服务员端着一个杯子，他问自己，我们说这个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，这个杯子是一个杯子，是同一回事儿么？

不。大不相同。

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，不是注定的，她可以在下班后变成一个歌手，一个作家，一个革命领袖。但一个杯子，永远是一个杯子，它被打碎也是一个破碎的杯子，甚至它都无法选择自己把自己打碎。

这就是关键所在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和意识支配的行动。人是没有存在的本质的，是虚无的。而这种虚无，恰好代表了自由。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。

人就像是一个空的容器，我们生下来就是虚无，只有里面填进了什么东西，人才获得了自己的本质。人和物的区别就是，人可以选择，而选择还是动态的。在萨特的学术定义中，就是「自在」和「自为」，那些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就是自在，那些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就是自为。

我时常观察嘟嘟的行为变化。一岁之后，他明显有了部分自主意识，无理的表达中开始有了明确的诉求。虽然只会很少的词语，但已经可以应付自己大部分的生活。

给他穿上新衣服，他会自己跑去照镜子，在餐桌上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拿给他错误的东西他会直接拒绝。也能理解和创造一些有趣的行为，知道转圈是什么意思，如何转圈，自己还发明了一种对「重摔」的理解，当我喊重摔的时候，他会身体前倾，半蹲下用双手拍地面，表示自己重摔了。有限的英语启蒙过程里，他在看见苹果的照片时会大喊 Apple 而不是「苹果」，也能理解 UP 和 DOWN 是上下的意思，尽管他会经常弄反。

有趣的是，他对车轮和五星红旗的喜爱程度。车轮是因为他经常听《The Wheels on The Bus》这首儿歌，五星红旗则是家里最初有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。更小一点的时候，他还会在外面指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不走，反反复复让人念。

那时我不仅感慨，其实教育出一种人格是多么简单，就是在他还是一张白纸，一个空杯子的时候，填进去一些东西，然后不停地重复。所以我总是想办法，如何能给他填一些我认为更好的东西。我知道「我认为」的局限，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拓宽我的局限。

直到我理解了萨特虚无即自由的含义，我开始重新思考，比起我给他填进去一些东西，更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他是一只动态的空杯子，他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倒出里面的东西，填上他自己的。

没有他是什么这样子的说法，只有他想成为什么。那是他的自由。

写在最后。

《十三邀》采访金宇澄，说到有一年他看《世界文学》，一打开是越南小说专号，他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后来他想，也许那些欧美人打开文学刊物看到中国小说专号，也是同样的感觉。

自此之后，对于写作他就彻底放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