叁拾一周：No.37

为了给自己减压，并且我个人也认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（当然，这是第一步而已，如果一直只追求完成，大概率是在画圈圈）。毕竟，通讯的价值是你来决定的，我写完它，是为了放空自己的脑子，为去往更远的地方，添砖加瓦。

所以，决定在通讯中取消开篇关于订阅人数的废话，以及通讯里也许会多一些摘抄和评论，少一点个人的胡言乱语。内容呢，我尽量只涉及一星期之内的阅读和思考上，希望我们依然能相看两不厌。

当然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原则不会变，通讯最根本的问题，是分享一些关于幸福和选择的话题。

教育

摘抄：

• 2021年7月24日，中国教育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，被称为“双减”政策。

• 1980年7月30日，军人全斗焕执政时期，韩国出台“7.30教育改革政策”，全面禁止课外补习，提供辅导的老师或者聘请老师的家长，都会受到处分。政府甚至成立了“课外辅导打压队”，对老师和学生实施震摄。为了躲避“课外辅导打压队”，老师和家长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法子，比如：让老师深夜来家辅导，让老师打扮成亲戚或家政工人，躲到郊外甚至在汽车里进行辅导。

• 教育双轨制的局面没有改变，因为考试内容没有变化，社会看重文凭学历、重脑力轻体力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差距评价体系没有变化。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“双减”政策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。

• 还有去年8月，沈阳一对面临初中升高中考试的双胞胎，家长请物理老师来补课，双胞胎最后如愿考取重点高中，家长让小孩上课时偷偷录音，一个反手就把老师举报到当地教育局，结果老师退还了全部的补习费用，教育局说处分不处分老师要看家长态度，这个老师又赔偿了2000元想跟家长私了，结果这个家长收了钱之后食言，依旧不依不饶，让老师上教育局写交代材料。遇到这种家长，老师就倒霉了。

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任何政策先行带来的问题都要多于办法。大学还招这么多学生，还是高考这套办法，再多的政策，是能是加剧分化。

同时，我也看到一些教育根基松动的迹象，现在的竞争从高考逐步迁移到中考，在中考阶段强制分流，我不认为分流是坏事，但行军打仗讲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突击政策就需要牺牲，我们牺牲的，是在政策磨合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。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理应收到最好的教育，他们应该过属于他们的生活。

但是抱歉，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中，哈耶克说，历史就是统治者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。要么崩溃重建，要么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
红专标兵刘诗昆

读库最新一期《2203》中有一篇文章《钢琴传奇》，是钢琴家刘诗昆的口述史。刘诗昆生于 1939 年，生长于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不满三岁就开始学钢琴。他自己在文章中说到：

我后来能成为钢琴家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小时候生长在天津。这座城市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工业、商业、外贸和海运中心，有不少富裕家庭的孩子学钢琴，在社交场合也有钢琴可弹，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大有人在。 … 那时的中国，要不是生长在适当的城市，没有富裕的家庭背景，或者家长不懂音乐，你都不可能学钢琴，我很幸运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。当时只有上海、天津、哈尔滨、青岛和厦门五个城市的孩子，才最有可能接触到钢琴，因为这五座城市深受西洋文化影响。北平市（今北京市）除燕京大学音乐系有少量学钢琴的学生外，也几乎看不到钢琴。 … 父亲叫刘啸东，又名刘海皋，1911年9月19日生于北京市一个传统大家庭，我的祖父、曾祖父和高祖父三代都是科举中考的，曾祖父还是翰林。父亲兄弟姐妹六人，只有他一人比较洋化，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，他先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学英文，后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（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）主修声乐，专攻西洋美声唱法的男低音。…父亲早年就利用业余时间教授声乐，后来的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等都曾得到他的声乐指导。

刘父除了给予刘诗昆富裕的家庭条件，在他家中还有上万张唱片，还给予了他富足的音乐环境和专业技能。这在我看，是除他天赋之外，最重要的一点。生在台湾的马世芳也是在类似的成长环境里长大，才成为一名优秀的乐评人。

刘诗昆在极小的时候就展示出了音乐天赋，也坚定了他父亲让他学习钢琴的信心。后来就是一个天才儿童成长为的一名钢琴家的故事。但在 1958 年刘诗昆在苏联参加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拿到第二名，那段准备比赛以及赛后在苏联巡演的经历，刘诗昆形容到：

苏联之行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、非常开心的时刻，当时我刚满十九岁。获奖后的四五月，正是苏联春光明媚、欣欣向荣的好季节，我的心情也像春天一样。

他也和比赛中的第一名美国选手范·克莱本成为了朋友。在比赛结束后，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

范·克莱本获奖回国后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，场场都获得天价演出费。我于1958年6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，却正逢全国处于轰轰烈烈的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，笼罩着过热甚至狂热的气氛。

我回国后的境遇同范·克莱本完全不同，不是先到处演出，而是一场音乐会也没举行。文化部安排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即去正在北京郊区兴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，参加繁重的修建水库的体力劳动。按照当时的思维，这不是惩罚或贬低，而是抬高我，因为国家正在大力宣传“知识分子、文艺人士要和工农兵相结合，脑力劳动要和体力劳动相结合，这才是第一重要和最为光荣的”，按照这一逻辑，我获奖后无论怎样演出，也不如参加体力劳动更重要和更光荣。

修建十三陵水库是“大跃进”运动的一件典型事例，国家领导人都曾带头去水库工地劳动过。我在十三陵水库总共逗留了近两个月，同其他一些文艺人士同住一顶大帐篷，打地铺睡在地上。我的劳动任务主要是用铁锹挖土和用扁担挑土挑石头，当时我年轻，身强力壮，干这样的重活并未觉得过于辛苦和劳累，每天看着白天工地上人山人海，夜晚工地上灯火辉煌，还觉得很有意思、很新鲜、很好玩呢。

……因为得到工农兵奖赏的音乐家才有资格得到世界最高奖赏，因为全世界都是属于工农兵的。

我从北京返回了当时校址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——我当时的身份还是该校钢琴系学生。入校后，我才发现校内几乎空无一人，从一个校工那里得知人们的去向，立即走出校门找人，果然见到附近一条马路上人山人海，全校的人都在那里开挖街道排水沟。

大家见我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纷纷围拢过来同我寒暄，我却只字不提人所共知的比赛获奖之事，夺过一把铁锹就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……这又成了我的积极表现。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夸奖我虽然获奖但没有骄傲自满、高高在上，并根据我返校后的这一类表现，经上报文化部后，树立我为“又红又专”的“红专标兵”。

为让我有更多“又红又专”的表现，中央音乐学院给我做了如下安排：

几次将钢琴搬到一些工厂车间或部队营房里，让我直接给工人或战士们表演，这意味着融入工农兵。

让我参加“大炼钢铁”运动，在泥土地上挖成的“小土炉”里炼钢，从事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……

我还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一个村庄，在那里住了半个月，同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体力劳动。

以上这些都是对我“又红又专”的政治培养。1959年，在“大跃进”的热潮中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就这样，伟大的钢琴天才一生中有了一段很有趣的插曲。在巨大的宏观的问题上，我们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，但是先扎实练好自己的本领，机会来的时候才不至于捶胸顿足。不要期望别人，要看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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